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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7章 押题(1 / 4)

省试临近,最为困扰考生的一件重要之事就是,自熙丰年间开始的科举取士的方式与内容是否会不会再发生变动。

按理说来,元祐八年,也就是去年的三月,朝廷已经下过诏书,其中明确说明:“御试举人复试赋、诗、论三题。”

说的御试就是所谓的殿试,是三场考试的最后一场,但隐含的意思自然也是解试、省试都依此而行。

眼下各地的解试都已依此结束,可是如今的省试与殿试会不会还有变化呢?

毕竟,今年的省试,因为前太皇太后的葬礼推迟了一个月,往年可是正月下旬就要开始。

更重要的是,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疑惑,还是与皇帝亲政后的各种举动密切相关:接下来会不会下定决心实施熙丰新法,可能还不一定能够说准。但是凡是先太皇太后做过的事、他都喜欢反着来的性子,诸位大臣算是基本都领略到了。

那么,元祐八年三月发的诏令,它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了。

所以这段时间,秦观在给秦刚作考试前的最后辅导时,也在关注这件事。

“其实如果改以试策的话,对徐之你更加有利。毕竟你的诗赋水平并不稳定。”秦观也是因为多看了一些秦刚在他面前所作的一些命题诗词,虽然总体水平尚还不错,但少有之前几首带给他的惊喜。包括前几天他在中太一宫所作的那首咏鸡诗,还是走的非常规之路,在平时游戏中拿来震惊一下旁人尚可,到了省试殿试之上,就讨不得多少便宜,甚至在一些阅卷官面前,反而会吃大亏。

秦刚看到老师说起科举考试方式的变化时,却是一脸的心平气和,并没新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激烈争夺态度,便问道:“老师,我记得当初朝堂争论科举考试,到底是该以诗赋取士、还是应以经义策论取士时,苏大学士是坚决反对后者的。外人多说是因为大学士以己诗赋之才而自负,实则他的策论水平又何尝不是绝佳呢?”

秦刚所言确是事实,苏轼在参加省试时的策论答卷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,就曾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,欧阳修之后曾言“读轼书不觉汗出,快哉!老夫当避此人,放出一头地。”

而且苏轼还是宋朝极少的制科考试状元。

关于制科,前面介绍过的李清臣,就是通过制科考试入了馆职成为京官。这一考试不是面对所有考生开放的,而是皇帝临时下诏举行,参加的人至少得符合两个极其苛刻的条件:

第一要有要获得德高望重的重臣推荐,而且这些重臣实际要对推荐人担有连带责任。第二提交自己平时所作的策论共五十篇文章,经过考评认定有资格,才可参加最后的考试。

而最后的考试也堪称地狱级难度,考生必须在一天一夜内完成六篇各不少于三千字的策论。这些文章的范围涉及九经、十七史、七书等等共四十余本书目,包含了名家经典思想、财经、政治、军事等等方面的内容。所以,考生所作文章中必须要根据题目的内容引用出相关典籍的上下文,在深入理解经典思想的同时,还要有自己精到的见解、观点。

秦观对此解释道:“我皇宋立朝以来,在制科考试中,唯有仁宗时的吴育吴春卿与老师二人获过最高一等的成绩,老师的策论文章当属天下一绝。可恰恰是是因为他擅长策论,则比常人更加懂得策论考试在考核人才中的不足与缺陷。”

“哦?以秦刚之陋见,这策论可以考察学子对于政治、民生等诸事的见识,并可从文中看出他们对于政事的理解程度与处理思想,岂不是要强于诗赋乎?”秦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

“徐之你是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”秦观摇摇头说,“单从文章本身来看,的确是有这样的好处。但是回到考试本身就会发现,一是策论写作有程式、有样板,二是策论试题太狭窄,因为你要贴近时事政务,就很容易被提前猜出押题,然后交上来的试卷,多是提前写好的范文,甚至还会是请人捉笔的作品。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,选出来的人才便很成问题。”

所以说,苏轼此人看似豪放不羁,其实却是最讲实际的人。他在政治生涯中的观点,绝非那种认死理、讲面子的党争之辞。

在新法实施之初,他就从“新法急推时过于折腾民众、许多地方与民争利”等等这些客观出现的事实角度出发,急呼不得强行推广。而等到司马光一党上台之后,开始全面废除新法的时候,却又是他站出来,指出“新法经过若干年的推广,有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,有些地方也被民众习惯,所以此时应该针对性地修复一些弊端即可,何必再次折腾民众?”

对于科学取士标准,苏轼的观点同样如此。

他并非只是死板在坐在朝堂上,来辩论诗赋与经义策论的优劣点,而是直接从实践入手,指出科举考试的本质是为朝廷选拔出有用的人才,所以,对于考生而言,无论是诗赋、经义还是策论,都各有优劣,仅只代表了一个方面。

所以苏轼真正的观点却是:“今后差使官,不拘经义、诗赋,专务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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